【印刻文學】以書，向生命原點漫溯專訪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徐璐

台灣好基金會成立，「台灣好，店」試營運那天，
二○○九年的三月，微風徐拂的春天，基金會的董事、顧問群龍應台、
蔣勳、殷允芃、嚴長壽、林懷民等人坐在南京西路二十五巷小公園黑板樹下，
一派歐洲式文人雅士的悠閒。喀嚓，這張照片上了隔天中國時報頭版。
那一天是徐璐生命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當有「台灣創投教父」之稱的柯文昌找上她，說明他想做的事，徐璐聽著聽著臉上浮出了微笑。人生很奇妙，像一個終究必須回到原點的圓，她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就是創辦十期就陣亡的《大地生活》雜誌，深入社區、部落，報導文化、社會議題，三十年後，台灣好基金會的核心，用董事長柯文昌的話，也就是一個「參與建立美好的鄉鎮文化，使居民和訪客都能從容共享鄉鎮的生活同時深深感受到台灣的好」。

徐璐感覺像回到二十多歲的她，只是這個她背負了三十年的歷練，以及早就慢慢放下的光環和傷痛。基金會從零開始，她帶著同事一路找，來到台東池上時，看到沒有一根電線桿、一望無際的稻田安靜躺臥在縱谷下，一夥人忍不住驚呼，這裡真美啊。對著台北來的人，經濟生活無虞的池上人表露他們對於文化的需求，他們不要池上的孩子在只有米的農村中長大，可是文化藝術資源好像到不了這裡……。

從傾聽開始，然後結合在地人的力量，相互激盪，然後耕耘，在不斷的耕耘中累積，這成了徐璐與台灣好基金會的工作模式，連續三年，未來還將繼續，基金會依循四時更迭，春天辦野餐節，夏日推米食饗宴，秋收時節以稻穗音樂節祝慶，最後是冬藏講座，池上人得到「文化的社區營造」，而文化藝術人，席慕容、雷光夏、林懷民……，則在池上攝取到能量，愛上池上。

林懷民因愛上池上，決定編出舞蹈新作「稻禾」，二○一三年將在池上首演，從池上出發到台灣、到全世界。

池上是一個故事，嘉蘭村是另一個。台東嘉蘭村在莫拉克風災中受創慘重，這裡是「台灣民謠之父」胡德夫及國際編舞家布拉瑞揚的故鄉，基金會先為嘉蘭村辦了一場音樂會及義賣募款，再將募得的九百多萬款項全數投入家園重建，這是第一階段，接下來則是「志工的長期陪伴與駐點」，製作陶珠飾品的「芭伊婦女作坊」和木工坊也開張了，最後，一個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「部落廣場」動土了，部落族人透過傳統工法搭蓋一棟「頭目的家屋」、一座「部落會所」、一座「瞭望台」，以及一個可以舉行祭典儀式的廣場，實踐「文化重建」的理想，「部落廣場」已接近完工。

「台灣好，店」則為缺乏通路的社區產業，或文化累積的細活，或手作的心血結晶，提供一個解釋產品的銷售平台，三年來它沒有盈餘，一直處於虧損狀態，但基金會仍在為擴大陳設空間努力，「因為它的社會意義勝過商業利益」。

如果說在中華電信基金會的三年是徐璐轉換跑道，切入公益事業的練習期，到了台灣好基金會，她不但已練就身手，又得到完全的揮灑空間，她完全不必做放煙火的事，她知道可以用三年、五年、十年去默默耕耘，不用做表面或流於形式的績效評核，這樣符合內在人文、浪漫情懷呼喚的工作甚至改造了徐璐的生活，過去當管理高層時候穿的衣服早已全部打包起來，現在她偶爾買的最大名牌是下殺七折的giordano ladies，最奢侈的花費是有時搭計程車。她最深層的內在，有一個逐逐漸漸成形的夢正翻騰著，搔得她癢癢的，那個夢是，要過更簡單的生活，去真正的著地、生根，去擁抱一度被拋擲到邊邊角角的文學，似乎是在高三以後，她就沒有讀雪萊和葉慈，也真的很久沒好好寫過文章了。

「現在是我最喜歡自己的時候」徐璐說。
不論離開多遠，爬到多高，人終究會選擇回到自己最喜歡的那個狀態。二○○四年徐璐辭掉華視總經理，走出華視大樓那一天，她就知道自己將永遠離開媒體，離開政治，跟著被丟掉的是沒有效率的開會、無盡的應酬、組織改造和財務報表。

她累積的資歷與她的美麗一樣奪人耳目，大學畢業後創辦雜誌，待過黨外雜誌《八十年代》，《新新聞》創刊時的總經理就是她，接著到《自立晚報》跑政治新聞，因緣際會和李永得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，一夕之間成了被採訪的對象。之後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哥倫比亞大學遊學九個月，厚實新聞專業並墊高國際視野。一九九三年第一波廣播執照開放時，她與幾個媒體朋友以「台北之音」為名申請執照，開播三個月便損益兩平，第一年就賺回五千萬資本額，這段時間對徐璐幫助最大是彼得杜拉克和傑克威爾許。二○○○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，她出任華視副總經理，兩年後升任總經理。

在這一路向上攀升的過程，徐璐遇到一場無語問天的災難，龐大的債務，加上三哥的癌逝，陪伴著張繼高、張忠棟、羅曼菲走過死亡，以及暗夜中的不幸經歷，二十來歲時那個健康、開朗、自信，每一天在陽光下流汗運動的那個徐璐消失了，「我的生命在一種被踩踏的狀態，自信和自我尊嚴都被埋葬了」，她能夠做的，就是藉由讀書自我治療，她大量閱讀有關省思生命與死亡的書如《死亡的臉》、《恩寵與勇氣》、《躁鬱之心》、《活在當下》，也從女性主義大將潔玫葛瑞爾、貝蒂傅瑞丹、葛蘿莉亞史坦能等人的著作得到力量以重建自我，最後她決定寫成一本書作為四十歲的生日禮物，並藉此釋放自己，徹底擺脫糾纏，這就是當年震動整個社會的《暗夜倖存者》。「人生時有一個接著一個而來的意外，當你身歷其境時，覺得它是一場一場的災難，但多年後，當你再回顧它時，那些意外往往正是塑造了你現在生命的泥土」這是葉慈說的，徐璐在《暗夜倖存者》的自序中引用了它。

因為寫書，她學會一件事：
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，做一個從容、自在的自己。
離開華視，決定下一個工作之前，徐璐先去旅行，因為旅行，她閱讀歐洲歷史，因為旅行，她找尋旅行國度的文學作家作品，旅行到葡萄牙就讀費爾南多佩索亞的《惶然錄》、薩拉馬戈《里斯本圍城史》，旅行到土耳其就讀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紅》、《白色城堡》，旅行回來至今還繼續讀，讀《金色筆記》、柯慈的《屈辱》、村上春樹的《海邊的卡夫卡》，讀令她著迷不已的《呼吸鞦韆》。文學悄然回到了生命原來它是一盞未曾熄滅的燈，又像是某種的化學變化，當文學回來，長久被壓抑、掩蓋掉的人文、浪漫情懷也跟著回來了，所以當賀陳旦邀她到中華電信協助MOD，她發現，兩個人談MOD時，話題不知不覺就會切換到文化，於是徐璐對賀陳旦說，既然中華電信已經民營化，你心中又有人文的理想要實踐，我就幫你辦基金會，做文化的東西。

就這樣徐璐成為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，從零開始。三年之後，柯文昌成立台灣好基金會，也是從零開始，但她知道，再走出這一步，生命的原點，就更接近了。

漫溯回到原點，去掉光環，徐璐從大量閱書、在小而美的地方耕耘獲得快樂，在開始的「減法人生」中得到滿足。她接受所有一切的不完整、不完美，包括生命的、社會的，更包括不完美的自己，那是她最喜歡的自己。